我看了一下手錶：午夜十一點半。

是時候了，我劃過人群，直奔貴賓室。如期的，我看見白冰冰的背影，當天她梳了一個漂亮的頭，上面繫著一條安有亮片的髮帶，身穿一件大紅色的袍子，氣定神閒地與人在寒暄著。

白冰冰善於扮演她公眾人物的角色，大半的時間，她屬於群眾，她盡力滿足大家的要求，她與人合影，為人簽名，始終保持笑容，不會有倦態。

臨上台前，她突然問我：「我可以講多久的話﹖」我說：「兩分鐘。」她有一些訝異，遲疑了一會，馬上當機立斷轉頭告訴民視轉播的人說：「時間太短，等一下不要催我，千萬不要在我耳邊數秒，相信我有足夠的敏感度，可以掌握場面。」

1997年進入1998年的前兩分鐘，我們看見白冰冰站在舞台上，以「基隆的女兒」的身分，和許多基隆人一起迎接新年，她的表現，果然一如她以往的專業。

自從白曉燕走後，她幾乎回絕了一切舞台的邀請。這次來基隆站台，她的決定是很倉促的，我們內心非常明白，她決定來，一切無關權勢與金錢，除了對家鄉的情感之外，大半是為了友誼，因為這一次的壓軸站台沒有半文酬勞。

白冰冰有白冰冰的俠氣，當她知道我們為了這場大型活動弄的焦頭爛額，在人力與錢財都非常不足的情況下，她就發了義氣，披上紅袍，兩肋插刀而來。

就像當初兩個剛創業的窮年輕人，設計了「矮又短」冬瓜茶廣告，找上白冰冰，她想：「自己都這麼矮了，再拍那樣的廣告，豈不是自暴其短﹖」但是想到年輕人創業的辛苦，她還是免為其難拍了廣告，結果一砲而紅。

俠氣讓白冰冰政商關係亨通，但是過份黑白分明的性格，也讓外界以為她強勢，利用特權行一己之私；雖然有許多的聲音埋怨：白曉燕案動用過多的社會成本；但是她不說不可的個性，還是經常發言、經常挨罵，最後讓她自己對這個社會倍感無力與失望。

媒體的廣角鏡對準她喪女的矛盾與掙扎，沒有給她平衡的時間，在面對大眾關心的同時，換一個角度看，白冰冰也如萬矢之的，為眾目所視、眾指所指，她的一舉一動像被放在放大鏡前似地被要求。

我與白冰冰素昧平生，因為機緣，去年在金瓜石有過一次短暫的相聚。

那是去年八月某個靜謐的盛夏午後，她和朋友來基隆，由於她戲稱：想找一個沒有人的地方痛哭一場。於是我們帶她去金瓜石，那一天，我只記得她保持一貫公眾人物的謹慎和禮貌，並沒有哭泣，在談話之間，我卻感覺她的心是遭現實輾碎了，那顆心隨曉燕墨綠色的斷指、踢碎的肝臟、無法辨識的屍容、、、被輾成碎片無法縫合；一個平凡的母親有恨，因為她說：「天真單純的少女何辜﹖」

台灣人1997年5月4日因為曉燕事件走上街頭，事過境遷之後，吃吃喝喝照舊，白冰冰卻強調她不能善忘，「我要牢牢記住曉燕慘死的模樣，『善忘』會讓我沒有動力推動社會公益。」，也因為要牢牢記住，她夜夜不能成眠，對她而言，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沒什麼灰色地帶，一切是非的判別，在仇恨裡，如巨斧劈下，一分為二。

這是非常純粹的母親心態，她的無助和堅持都讓我印象深刻，她一再回憶、一再自省，描述著曉燕死前的痛苦，最後她說：「表面上我是罵那三名歹徒，其實我想罵的是自己，因為我有能力請保鏢，為什麼不保護她﹖」

「曉燕託夢給別人，說媽媽不愛她，其實我換了好多舊美鈔，聽從歹徒的指示東奔西跑、、、」

她自承一生都是為了錢在奔波，不曾真正度過假，話雖如此，在晚餐中，她還是不停為人佈菜、照顧大家的情緒，盛夏的山中異常悶熱，她被蚊子咬得滿腳皰卻不敢伸手去抓，事後她對我說：「因為怕違背主人的好意。」

這個處處怕違背別人好意的公眾人物，被台灣這個社會弄得遍體鱗傷，言語張牙舞爪、所言所行備受爭議，連曉燕的葬禮備受尊榮，也引起「貴賤差別太大」之譏，其實再榮耀的葬禮，如何彌補一個母親的永遠傷痛，人生當中有什麼比死亡更嚴重的事﹖自曉燕走後，我們知道白冰冰從未高枕無憂。

由曉燕的事件，我們看出了台灣民眾對八卦新聞的需求胃口越來越大、普遍大眾及政府官員「大小眼」價值觀的嚴重，而最後台灣人還是會選擇失憶或遺忘。

白冰冰披著紅袍來基隆，那真是久違的顏色，她說：「紅水黑大扮」，她希望紅色代表溫暖，可以掩蓋她的悲傷，紅色也代表台灣的新希望。